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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里克·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:《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》(Ce monde qui nous attend, 1997),《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》(Capitalisme zinzin, 1999),《不先生——若斯潘与法国经济》(Monsieur Ni Ni, Jospin et l'économie, 2001),等。可是在中央帝国,这个美好的模式却要冒失败的风险,至少进展的速度要慢得多。当然,今天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出现了强大的提高工资的压力。但是就全国而言,这样的压力还很弱。在至少十年以来,广东省的工业生产以每年20%的速度增长,但工资却基本没动,而且在最近几年也不大可能提高。从卡尔·马克思所撰写的经济学著作里,人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首先,他提出了“后备军”的概念,也就是这里的劳动力。这位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北京领导人的伟大理论家在《资本论》里解释说,资本家会想尽办法维持一个失业者的“后备军”,这些大军急需为自己寻找生路,于是就会成为资本家们残酷压迫工人的筹码。由于无业人群的存在,资本家便能够把一些恶劣的劳动条件强加给员工(如低工资、无休止的工作时间、过快的工作节奏和极低的社会保障等),并有效地阻止预期利润率的下降。今天的中国,是否会成为马克思眼中那些资本家的天堂呢?今天,“中国制造”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,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“德国制造”,50和60年代的“日本制造”,以及70和80年代的“台湾制造”,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。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,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,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。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、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: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,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,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。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,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。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,驶出涡流区以后,新、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,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。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、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。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,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,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,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。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,整个行当气息奄奄,廉价商品泛滥。其中有2/3来自中国,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。今天,在这个袋鼠之国,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%都是“中国制造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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